怎么彻底治愈白癜风 https://m.39.net/pf/a_4626906.html试论建安七子五言诗的风骨及影响
作者：强润园
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文人，他们就是建安七子。他们诗文赋众体兼善，他们的诗歌既有汉音的慷慨悲凉、质朴浑厚，也有魏响的旖旎深情、华美壮大。他们的创作为沉寂的文学局面注入时代的活力，更是促进了中国五言诗的成熟和发展。
建安七子；风骨；影响
一、前言
最早提出建安七子说法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1]因此，后人将此七人合称为“建安七子”。
建安文学承汉代文学而启魏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时期的主要作家当算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并世而出，建安文学的兴盛，他们功不可没。然而，较之于曹氏父子，他们显然被看成附庸，即使在文学史上也被认为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对七子是极不公平的，七子的五言诗名冠当时，为五言诗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自七子所在之世到现在，评价七子的著述并不鲜见，其主要见于曹丕《典论论文》、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沈德潜《古诗源》、陈绎曾《诗普》，以及当代徐公持《魏晋文学史》、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等，这些著述中对建安七子的评价，大多是只言片语，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当代研究建安七子的专著主要有吴云主编的《建安七子集校注》和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2]这两部著作主要整理七子的文集，其意义重大。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韩格平《建安七子综述》以及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3]这三部著作对七子的研究明显超出了前人简单评价的水平，但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在建安七子中，孔融年龄最大，对曹操集团的政治态度也与其他六子不同。孔融早年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献帝时，任少府、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刚正，放达任性，直言敢谏。孔融与曹操的关系有一个从融洽到恶化、对立的过程，在曹操迎接献帝都许之初，人们还难以看出其不逊之志，故孔融对曹公也有过发自内心的赞颂。后来，在他逐步认清了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真面目后，便毅然与之决裂，建安十三年（公元年）春，孔融被曹操杀害，时年56岁。
陈琳先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为袁绍掌管书记。袁绍失败后，曹操因爱其才而不杀，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与阮瑀共同掌管记室，草拟书檄公文。王粲出身于豪门士族。14岁时，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公元年，因长安战乱而流寓荆州，依附同郡刘表，历十五年而不被重用。公元年，刘表卒，王粲劝刘表之子归降曹操。此后，王粲任军谋祭酒、侍中等职。公元年，随曹操东征孙权，途中病亡。徐干年轻时博览群书，隐居不仕。后被曹操任为司空军谋祭酒，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性恬淡，不重视官禄，以著述自娱。当时的军国书檄，多是陈琳、阮瑀所拟。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卒。应玚早年漂泊他乡，曹操召他为丞相掾，转任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刘桢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任丞相掾属。建安十六年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性格卓傲倔强，刚直不阿。后以不敬治其罪，服刑之后任临淄侯庶子。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中，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今存建安七子的诗歌，根据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辑录，孔融有4题7首[4]；陈琳有3题4首，另有失题诗5则；王粲有11题26首，另有失题诗4则；徐干有4题9首；阮瑀有9题11首，另有失题诗3则；应瑒有5题6首，另有失题诗1则；刘桢有8题13首，另有失题诗14则。七子所生之世，自桓帝元嘉三年（公元年）孔融出生，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年）徐干最后去世[5]，在这六十余年里，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赋，而真正奠定七子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他们的五言诗。因为受时代的影响，在他们的五言诗中表现出不同于“三曹”的独特“风骨”，对促进五言诗的成熟功不可没。在现存七子的篇诗歌中，只五言诗就有80篇。
二、建安七子五言诗的“风骨”
这里所说的“风骨”指的是七子五言诗的艺术风格。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中说:“孟德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属魏响。”所谓“汉音”，即为质朴浑厚、慷慨悲凉的诗歌创作艺术风格，而“魏响”则是以情动人华美壮大的诗歌创作艺术风格。总的来说，建安七子五言诗的风骨具有明显的“汉音”和“魏响”的二重性。
建安七子五言诗诗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抒情性。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到诗中，使作品中的气氛非常浓郁，感情也非常真挚。七子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抒写离情别绪。这似乎是他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悲欢离合、离情别绪是文学史上历代作家热衷表现的主题之一，或许在不同社会不同背景下都有不同的描写原因，七子这样抒写离情别绪也有内在的深层原因。
建安七子五言诗的创作各自有独特的风格。七子中王粲、刘桢的成就较高，王粲诗歌结构严谨、语言凝练、感情真挚，不足之处在于格调不高而且有些诗颂谀过甚。刘桢诗风骨遒劲、意境峭拔，刚正气盛。陈琳、阮禹、徐干五言诗质朴厚重，应玚诗中感伤情绪较重。孔融诗具有一种雄杰兀傲之气。
造成七子这种艺术风格的原因，与他们的人生阅历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与他们的前后两种艺术风格相对应，可大致以归附曹操为界限，把他们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东汉末年，朝政日衰，诸侯混战，烽火连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先有十常侍之乱，再有黄巾起义，再有董卓专权，再有李傕犯长安，再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直到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年）官渡之战之前，整个中原大地笼罩在硝烟战火之中。加之儒家“安世济民”思想的影响，造成了七子“质朴浑厚、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如王粲《七哀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的《七哀诗》共有三首，这是第一首，写于初平三年。其年六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劫掠，这时王粲逃往荆州，依靠刘表以避难。此诗是王粲初离长安往荆州时所作。当时他是十六岁。全诗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前六句，写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王粲未躲避战祸，不得已委屈自己前去荆州投靠刘表。第三句中的“复”指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八百万吏民百姓入关，诗人也被迫迁入长安，时隔三年为躲避战乱再次离开长安的遭遇。第五、六句写亲戚和朋友送别时的深情。此六句为全诗营造了沉重而又悲凉的气氛，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第二层是中间的十句。写诗人在离开长安去往荆州的途中的见闻。无垠的平原上除了累累白骨别无他物，即使有，也是饥饿的妇人挥泪弃子的惨象，这几句在叙事上相互映证而又逐层递进。前两句揭露战乱使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的景象，后两句的惨象则是对前两句荒凉景象的有力映证，同时又揭露出在战乱中死去的已经死去，活着的犹无法继续活下去的极度悲凉凄惨的社会现状。这在全诗的情感基调上由第一层的悲凉上升为凄惨。如果说横尸遍野的悲凉情景在战乱中是正常的话，那么，饥妇挥泪弃子的惨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让人闻之惊骇见之泣血的。
第三层是诗的最后四句，写诗人到了霸陵[6]眺望长安而感慨万千。这一层是在诗人描述完自己在路上所见凄惨的景象之后要表达其思想感情的。那么，他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诗人在霸陵的高处望长安的什么？这些问题，诗人在诗的最后两句给出了答案，此刻诗人的心情与“下泉人”的心情是何其相似，[7]曾经文景之治时的盛世局面也已被如今的惨象所掩盖。无奈之下，只能仰天祈祷。最后一层虽然只有四句，但却表现了王粲对现实的绝望和无奈。
全诗语言质朴，并没有华丽辞藻，晓畅易懂，但却格调悲凉，这明显是建安七子五言诗的风骨。
再如阮瑀《驾出北郭门行》：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
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
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
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
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
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
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是一首叙事诗，写孤儿受后母虐待哭诉于生母墓前之事，反映孤儿的悲惨遭遇。开头四句，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分出现，以示事件的真实性。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常。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顾闻”四句引出事件。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由此引出孤儿诉说原委，也是诗的主要部分。紧接十四句是诗的主要部分，可分为两层意思。前八句是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写孤儿哭诉情状，读者似乎可以看到，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求生母于地下，其它道路是没有的。这一大段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千载之下，犹使人读之而不能不为之凄怆泪下。最后两句是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全诗结构完整，层次井然，文字质朴，风格沉郁。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年），官渡之战以曹操的胜利结束了北方长期的战乱，自此北方社会安定，百姓生活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他们也受到曹氏父子较好的政治待遇，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也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对曹氏父子的颂扬，这些反应到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上，突出表现为以情动人和华美壮大。下面对他们的作品分类解析。
游宴诗，主要是描写他们与曹氏父子一起时的宴会盛况，歌颂曹氏父子的伟大功业，并对他们发出美好的祝福。“建安七子的游宴诗都是邺下时期一道参与诗酒宴会活动的产物。”[8]代表作有王粲的《公宴诗》、陈琳的《宴会诗》、阮瑀的《公宴诗》、应玚的《公宴诗》、刘桢的《公燕诗》。这些宴会诗作内容基本都是称赞曹操，这也与他们依附曹操有关，这时的诗歌一方面也确实表达了他们在宴会中的喜乐，但另外一方面也有逢迎曹操的因素，成了政治的附庸品。他们在诗中写到曹操，必然以“贤主”相称，如阮瑀的“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王粲的“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等。
从军诗，以王粲的《从军诗》五首为代表，主要写的是曹操的英明神武，如“所从神且武”、“今我神武师”，极力对曹操加以赞扬和歌颂。另外他也借此诗来表达渴望跟随曹操，得到其重用，从而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的希望，表达了“甘心除国疾”的决心。
写景状物诗，也就是他们出游时所见景物的描写和对生活中一些事物的咏叹。这类诗歌的代表有：王粲的《杂诗》（日暮游西园），《杂诗》（列车息众驾），陈琳的《游览诗》，应玚的《斗鸡诗》，刘桢的《射鸢诗》。这些题材的诗歌一方面通过对美好景物的描写来抒发对曹操的感激之情和知遇之恩，因为这种乘车出游的美好生活是曹操所赐。王粲的《杂诗》（列车息众驾）中就描写了出游时所见到的美景，幽兰、芙蓉、百鸟、绿水等美景，这些美景都让他不觉日已西迈，欢乐忘归。另一方面，有些游览写景诗也透露了他们那种寄人篱下的拘束和惆怅。例如陈琳的《游览诗》就描写了作为一个羁客的忧伤，虽然有些人得到了曹操的重用，但是寄人篱下，依附于人的生活也让他们失去了那份自由，多了分约束。在七子的咏物诗中，大多就事物本身的美丽加以咏叹，如他们对斗鸡的描写就主要着眼于斗鸡格斗时的威风凛凛和漂亮的斗姿。如刘桢的《斗鸡诗》：
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芒。
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
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
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
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关于斗鸡的最早记录，如果《列子》的记载不误，则早在西周宣王时代，就已有“养斗鸡”的事了。到了汉代，斗鸡就更盛行了，据《汉书》记载，汉宣帝登基前，就常常“斗鸡于杜鄠之间”。人们喜欢斗鸡，在于这种娱乐既令人兴奋、给人以刺激之感，又无危险。轻歌曼舞固然美妙，但比起斗鸡来，总缺少点什么味道。对于这一点，曹植的《斗鸡诗》说得最为明白：“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这“乐方”就是斗鸡。据应玚《斗鸡诗》可知，这种斗鸡之戏，常常“连战何缤纷，从朝至日夕”，斗个昏天暗地、达旦通宵。汉魏六朝之间，许多文豪都喜欢看斗鸡写斗鸡，如曹植、刘桢、粱简文帝、刘孝威、庾信、徐陵、王褒等，都有“斗鸡诗”传世。
刘桢在建安时代，既是作诗之妙手，且又“仗气爱奇”[9]。因此，他的《斗鸡诗》，也写得“高风跨俗”、非同凡响。“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芒”，描述斗鸡的登场，便已神气不凡：毛羽绚烂，如披采衣；两只脚爪，利如刀锋箭芒。一看便知是员猛将。接着两句，忽然代鸡“抒情”：“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中唐即庭中道路，正是闲人免进、公子哥儿戏乐之处。但在斗鸡眼中，却是争夺天下的鏖战之场。当其出战时，心中早已立下宏愿，定要在逐鹿“中唐”中一抖威风。此二句刻画鸡之“心理”，令人启颜。接着两句是交锋前的紧张窥伺：“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玉除，即石阶，既然此战关乎谁擅胜场，斗鸡自得研究敌手。这两句写得极其传神：一个“探”字，写出斗鸡窥伺战机的诡秘，又显得“好整以暇”、从容不迫。“瞋目”写其全神贯注，“火光”状其蓄怒待发。中间一个“含”字，又显出一种含蕴不露、静以观变的气度，真是员老辣的斗将。一场决斗已在瞬息之间，双方都凝神以待。突然“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会战在最出乎意料的刹那间展开，人们还来不及惊呼，斗鸡已一跃而起。诗人用“惊风”写斗鸡腾跃而起之疾，再以“敷张”写其健羽奋张之雄，动态中的形象何其逼真！进攻既已开始，读者便期待着一场持久拼搏的展开。但刘桢笔下的斗鸡却毫不拖泥带水：“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斗鸡之战，脚爪是锐利武器，但尖喙则更要紧——它可以啄得敌手冠血淋漓、毛羽四散，眼下此鸡使的正是这一手。“奋勾喙”、“电击”，表现斗鸡进击之凌厉；而“轻举”二字，又写出此鸡进击时的灵巧和从容。泼皮相斗，往往纠缠不休。此鸡则料敌如神，一击致命，胜负立判。观众还未看清是怎么回事，它早已“还翔”收翅，安立“中唐”。
全诗纯为描述，别无寓意，正适合于斗鸡娱乐的场合。一场紧张的“会战”，仅以十句传写，而动静倏忽，神态毕现；既层次井然，又富于气势。结尾更干净利落，大有“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之妙。
三、建安七子五言诗创作的影响
五言诗成熟于汉末，建安七子五言诗创作的主要影响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东汉末年五言诗创作的消沉局面；二是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
自黄巾起义后，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文学创作也一度沉寂，五言诗的发展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虽然在东汉末年有无名氏古诗和“苏李诗”的出现，但数量不大，更重要的是，五言诗并没有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到建安时期，文人五言诗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就七子而论，在其所有的首诗歌中有80首就是五言诗，占到诗歌创作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八。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0]可见，七子对打破五言诗创作的沉寂局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建安七子的五言诗创作，尤其是建安十六年以后的五言诗创作，带动了各种题材的写作。从写作题材的嬗变来说，两汉五言诗多为类型化写作。到建安时期，题材竞出，游宴、女性、山水景物，可以说是建安时期的三大题材。此外，军旅、送别、咏史、述怀、赠答等题材时有出现。建安诗的诸多题材，可以说是后来边塞诗、送别诗、游仙诗以及唐宋词女性题材，宋诗日常生活题材的滥觞。
七子十分重视锤炼字句对提高五言诗语言表现力的重要作用，注重诗中字词的斟酌，从而使得诗歌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收到更好的表达效果。如徐干《室思》中“自君之出矣”运用虚词作为转语，王粲《从军诗》中意境的创造，陈琳《游览诗》、刘桢《赠徐干》等都用词华丽，突出了意境的创造。
七子的五言诗明显呈现出了成熟五言诗的一些特征，如五言诗的音步、节奏成熟，很少有单音节的五字诗痕迹，再如七子的五言诗的抒情性，已经基本上取代了建安之前的言志性。
[注释]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2]吴云主编：《建安七子集校注》（修订版），天津古籍出版社5年1月第1版；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5年6月第二版。
[3]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工人出版社，年2月第1版；韩格平：《建安七子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4年10月第1版。
[4]遗存作品颇有争议，这里所说作品按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5年版），后文六人作品也以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为准。
[5]参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5年版，第1页。
[6]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长安东。
[7]王鹏廷：《建安七子诗歌创作实绩述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年第4期。
[8]王鹏廷：《建安七子诗歌创作实绩述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年第4期。
[9]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21页。
[10]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66页。
[参考文献]
1.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5年版。
2.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4年版。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5年版。
4.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9年版。
5.郭杰、秋芙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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